在三和，我不是大神
提起三和人才市场，人们通常会想到那个由所谓“三和大神”定义的奇异之地。这个称谓开始于三和打工者的自我调侃，进而发酵于网络，成为三和的代名词。
杜立安为寻找“三和大神”而来，却发现人数更多的，更为典型的是驻留此地的底层劳动者们，然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无视和消音。
以一具劳工的身体，更深入地观察这些劳工，杜立安在三和开始了自己的为期一周的“身体打卡”之旅。
他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拧螺丝接线，在物流厂里通宵分拣快递，在工地大楼里运垃圾。三份日结工作，累计实际工时超过30小时，总计赚取350块钱。在他的叙述中，虽然少了几分戏剧性，但却能感受到那个游离于网络之外的真实三和，以及更为普遍的驻留此地的劳动者们。
日结：僧多粥少
八月份，在做了些准备之后，我（又）来到了深圳三和。
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扎眼，我在网上买了最便宜的黑色衬衣和黑胶鞋，翻出了从本科之后就再也没穿过的放了十年的牛仔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感觉有了几分劳动者的样子，并对此次“身体打卡”之旅有了点信心。
为了保证重体力劳动后的休息，犹豫再三，我还是订了附近的酒店，没有像预想的露宿街头或者在网吧刷夜。
一夜安眠，次日清晨，我来到“海信大酒店”前的小广场，等着抢日结。
早上五点一刻，天还没亮，这里已经人群聚集，在昏暗晃动的灯光中低语着。间或下着小雨，人群躲进两旁的屋檐下，黑沉而拥挤。即使是这样的天气，工头和中介也很快如期而至。
首先出现的是给工地招人的，直着嗓子喊了几声“工地杂工！”，也不说多少钱，具体干什么工作。但这无关紧要，很快就有一堆人围了上去，递上身份证作为干活的凭证。没几分钟就收了厚厚一摞，大约三十多张。
“人够了，走了走了。”工头喊了几声，带着一队人马离去。
没有应聘的人群则开始在旁边议论这份工作的各种细节，有做过的人说他们工作太重，钱少不值得。而旁边一堆人也附和，下雨了，在工地上干个毛。
不一会，又来了一个满脸戾气的打着伞的黑衣人。当人群围上去询问时，他板着脸不耐烦地说：“不要不要，我只要熟人。后面大把招工的。你们等着去。”拨开人群，他似乎看到跟着自己做过工的人，便指着一边对他们说：到那边等我。
这波招工最终只有寥寥数人。“够了够了。走吧。”他们也迅速地乘车离去。没找到工作的人们不满于他的态度，纷纷嗤之以鼻：“他就是要卖菊花的。”
屋檐下的人群越来越多，有点超现实的味道。大家都在说着下雨不好干了，来招人的也少。零星出现的几个工头很快就招够了人离开，围观者也随之一哄而散。“挂逼喽，挂逼喽。”周围的人都在喊。
突然，有两个人发生了口角，甚至快打起来了。一个说要挂逼了，给多少钱都做，另一个人不干了，说三和大神要有原则，不能卖命。于是两人在起哄人群的围观下直着嗓子对骂。
事实上，工价的确低得发指。普遍是在一天一百出头的价格，即使那些最重的体力活，也都没有什么超过两百块钱的工作。即便这样，大部分的工头也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到工，而务工者们则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可能性。
我在一旁听着，思考着到底去应征什么工作，但往往是一犹豫，工头就招够人并离开了。僧多粥少，好的工作根本抢不到，不好的也不缺应征者。
逐渐地，天亮起来。广场上仍然还剩着几百个没找到工作的人。卖西瓜的来了，周围的人群开始陆续散开，或者坐在墙边发呆。
现在，我真的是个流水线工人了
在第一波工地招工的人消失之后，逐渐开始有些奇怪的工作机会出现了。
先是来了个招挖沟工人的，说要挖三米深的沟，一天一百八。招献血浆的也出现了，白胖中介用嘲讽的语气喊着献成分血不累钱多，有三百块钱，下午就能回来。还有人招往六楼搬床的，说有八十张床，不管多长时间，搬完就给三百。甚至还有帮人换驾驶证的，说是去代体检，不用干活，但只有四十块。
这些招工者都是收身份证走人。我拿着身份证走来走去，一脸焦虑。快七点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抓住机会，找到一份在电子厂流水线上螺丝的工作。
深圳的工厂实际上都不是很远，分散在从深圳湾到龙岗、龙华一带附近。我们这些在各个招工集散地的日结工们被工头雇来的小巴运往各个工厂。七点四十，我和另外十几位工友们挤在一辆拆除了座位的小车里如沙丁鱼般被送到了电子工厂。
透过贴黑的车窗向外看去，这一路似乎都在宽阔而熙攘的街道上穿行，从未离开过城市的范围。我们目的工厂在一个工业园区的二楼，到达时还没到八点半的上班时间，于是我们全都蹲坐在楼下等待开工，目睹着穿着工服的正式工们陆续谈笑着走进厂房——此刻距离我起床找工作已经三个多小时了。
八点半，列队，训话，干活。我被分配在一条流水线开始的岗位上，这意味着若非手脚麻利，我将影响到整条生产线的效率。
手头的工作比想象中还简单：上紧三颗螺钉，把电线固定在转接盒里。从上到下依次是蓝线、黄线和棕线。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经过几分钟熟悉就能不过脑子地做，毫无技术含量：毕竟是给日结工做的活，需要随时上手，同时也随时能够被替换。
在我干活之前，已经有人在这里干了一整夜了。我之前一班是个妹子，明显疲惫而无精打采。在领班的要求下，她没好气地教了我一遍如何使用紧螺丝的电动起，如何连接三条线：“蓝线，黄线，咖啡色的线，顺序不能错，错了要返工。”
我试着做了一个给她看，她说：“电线往里太深了，现在压着胶皮，没压着芯，重做。”第二次做时我便掌握了关窍，她看了看没说什么，和领班打了个招呼扬长而去。
接下来便是十几个小时工作的开始，在几次简短的尝试后，我很快进入了加速的工作状态。
工作本身真的很简单，简单到整个流程没有太多可以推敲和优化的地方：要接的三条线中，黄线是根独立的短线，而蓝线和棕线则是连接在一块集成电路板上。我在台面上排开五个接线盒，先上黄线，再依次蓝线和棕线，然后拉拉看有没有紧，便把它放在旁边的纸板上，十二个作一版，进入流水线的下一级。黄线，蓝线，棕线，拉拉，放一边。我就这样机械地做下去。
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还暗暗想着自己的身份，并为成功的“混进”工人阶级队伍而暗自窃喜。在这种轻微错位中，我似乎有着某种表演感，并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分裂感：身体上在机械重复而加速，脑海中则在想着自己这次打工试图处理的问题，想着那些理论框架。
然而这样的状态却没持续多久，我的脑子很快就因为手上单调重复动作而进入了放空状态。
“象征资本包括着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蓝线，哎我好像接错了，得把黄线退出来……趣味实际上是结构性的身份区隔……啊呀接线盒不够用了，刚才她说多余的放在哪里来着？……政治是使不可见者变得可见，是制造无分者之分……工头又来了，他怎么在旁边看着我？是我太慢了吗？哎呀怎么插不进去，要被骂了吗……”
很快，那些来自布迪厄和朗西埃的片段便被三条电线彻底打败了，而脑子里便只剩下三种颜色的线和白色的小接线盒，并时不时被消耗光的材料打个岔，而在补充后又继续重复这个过程。黄线，蓝线，棕线，拉拉，放一边。现在，我真的是个流水线工人了。
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才一个小时？)，我才开始能够再注意到周围的事情和人。
用余光瞟瞟，正对面是一位穿红色衣服的小伙，他和我做着同样的活。左前方是流水线下一级的大姐，她把我们做好的原件组装到一个白色盒子里去，给到我左边的大叔，他需要为盒子上四个螺丝，然后放在旁边的传送带上，进入流水线的再下一级。
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充斥了我的脑海：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说它是灯的一部分而又有点不像，难道是某种烟雾报警器吗？
我边想着，边重复着手上的活计，边感受着某种与劳动相分离的无产阶级化的真实处境：我们已经不再理解自己的劳动，并和这个劳动的结果相分离，只是在操作一个黑箱，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由一个具体的人化约为一个抽象的以时间计的劳动力。
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此刻似乎变成了我生命的某种终极问题，我想忍住不问，看能否从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但却只能寻得各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终于忍不住，我和对面的工友搭讪，结果他也不知道。不知什么时候，一位衣着靓丽戴着耳环的小厂妹替代了旁边的大叔，我搭讪问她，咱们做的是什么呀？她燦然一笑，说“xx灯。”
隔着工厂风扇和传送带的巨大噪声，我没听清，便回问“什么？高压灯吗？”“蓝牙灯。”我终于听清了，而这个答案似乎又什么都不是，只是把我丢回到之前的重复劳动中去。
加速，加速，加速
日渐当午，我手心和身上开始出汗。于是再多解开一颗纽扣。当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在做的事情上之后，我发现拧螺丝的活计并不容易。因为是一字螺丝，电起子需要以一个平行于螺口的角度进入，但拧完螺丝后的起子头却总是一个随机的角度，无法直接对准螺口，从而每次都需要调整一个不同的角度才能顺利进行下去。这种细微的偏差被时间逐渐放大，让我精神紧张而焦躁。
同时被放大的还有我身体上原本微不足道的感觉。紧张的背部变得更加紧张而至于痉挛，腰椎似乎开始承受不了我上半身的重量开始刺痛，尤其是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尖：由于需要用来扶住电路板，它们被电路板的轻微起伏磨损而开始红肿。
这些小的细节伴随着不断重复的肉体单调动作将我推到了某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之中，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加速，加速，加速，似乎想要在将这种动作推到极限处而冲破牢笼。
每个在流水线中的人都在进行着类似的加速运动，整条流水线便越来越快地运转起来。并不存在什么极限之处，仿佛这种加速是一个自动完成的指令，身处其中的肉体在这样的结构中被规训，被刨除思考和行动的可能，只剩下一个不断重复而加速的动作。
时间变得无限缓慢，注意力则被扩张到整个身体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消费已经变得具有了某种注意力经济的特征，生产端也伴随着类似改变。如何占据时间，如何更有效率地占据内在于肉体的时间并将之用于生产，是这个系统的要求。
120块，这是我赚得最困难的一笔钱
120块，这是我赚得最困难的一笔钱
十二点，午休铃声响起。流水线轰然而止。所有人放下手中做了一半的活计，没有丝毫不舍。
下午，一个半小时的午休后，我们继续回到流水线工作。时间开始缓慢地持续着。我盼着今天的十二小时工作迅速结束，但每次看表时它却只是过了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这种煎熬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军训——从对身体的规训角度而言，此二者的确有着共同的来源。
终于，晚上十点半，下工的铃声响起。我迅速停下手中的活计，此刻已经毫无念想甚至毫无感觉，只是一片空白和空虚感。
从早上不到5点起床，到此刻已经过了十七个半小时。最终，当我拿到了今天工作所得的一百二十块钱时，突然意识到，这是我迄今赚到的最困难的一笔钱。
晚班日结：快递分拣工
没想到，上一句判断在一天之后过时。
睡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之后，我又来到小广场，在人群中等候晚班中介。此时是晚上7点左右，天没黑透，人声嘈杂，各种在我看来奇异的事情随时发生着。比如有人砸烂一块地砖，然后用地砖敲开一辆共享单车，骑上扬长而去。又有人到处推销一台手机，不知道是从哪里偷的，或是哪个“大神”卖了的，围了一圈人看。
中介陆续冒了出来。在隧道里清淤泥，装袋，八小时一百三。围观的人们嗤之以鼻，说给钱太少活又太累，中介反唇相讥：你们这些人不干活就挂逼在这里吧。吵吵嚷嚷间他招够人迅速离开了。一个穿着特勤制服的人来招保安，一百一八个小时，要身高一米七以上，黑鞋子。我没有黑鞋子，于是又不能去了。又来一个招高空作业，装玻璃，一百五一天，要愿意爬脚手架到房顶的工人。周围的人似乎对这个中介比较抵触，都在小声骂着。一个大神则直接跑过来怒斥：“你不就是看我们在这里挂逼了么！给那么低的工资你去其他地方找得到人么！”
错过很多机会之后，我选择了一个去快递公司通宵分拣包裹的工作。工作地点在蛇口的物流园，我们坐上小巴很快出发了。到达目的地后，工友们三三两两地在车间门口抽着烟刷着手机，沉默地等待着开工的时间——这个工作是两班倒，夜班从晚上九点半到次日早上八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
九点整，在工头的召集下，人们在物流工厂里列队集合了，大家松松垮垮，领了反光安全马甲后随意地站在一起。承包工厂的老板出来训话，倒是意外地和气。他先说安全第一，如果出了事会赔，但请大家多注意安全，毕竟受伤自己遭罪，然后强调说不论如何不能偷快递，最后加了句说不干到早上八点是不给钱的，少一个小时都不能领钱，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大家站在下面懒散地听着，明显大部分人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接下来是分组，每个快递公司的正式工过来带走几位日结工。有些日结工明显是老油条，笑嘻嘻地和其中几位正式工人勾肩搭背地走了。而我和其他三位工友则被分配给了一位看上去腼腆和善的四十岁上下的工人。我们跟着他到了分拣和扫描的流水线，他把几个熟面孔先安排好了，然后把我安排在最边上的一个位置，负责207和209两个区域。
我处在这个链条的最底层
面前是堆满快递的传送带，由正式工担任的分拣员会把快递按配送区域捡出来，丢在各区域前面的地上，而我则需要扫描这些快递，把它们抛到后面临近装车点的位置，让相应的装车工人装进卡车里。这些分拣和装车的稍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都是由正式工来做，而扫描和抛掷这样的纯体力活则交给我们这些临时工。
我被分发了两只扫描枪，对应两个区域：207是去往罗湖区的一部分，而209则是盐田区。
我要用不同的两只枪扫描对应区域的快递上的条形码。这看上去简单的活其实并不简单。开始我手忙脚乱地按错了键，要交回给正式工去恢复设置。很多快递上的条形码估计已经因为之前的暴力运输而模糊不清，或者因为贴在了纸箱盖子的缝隙上，发生形变无法扫描。我只好使劲扒平，或者手动输入单号。
这样的延误使得我面前的箱子和焦虑迅速堆积——只要我停下手中的活计两三分钟，两个区域的面前都能堆起二十多个包裹，而我便只能连续劳动，加速清理，让它再一点一点地消下去。
在工作中，很快就能看出某种等级的差异。最上层的是快递公司的正式工们，他们有专属座位，能相对轻松地坐在传送带前进行分拣。边分拣边扯着家长里短，甚至拿出蓝牙音箱来听音乐。但他们却很少和我搭话，即使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除了他们丢下来的快递偶尔打到我的头时，会吱一声表示歉意。
日结工的待遇也各不相同——每个区域的快递量不同，离对应车的远近也不同。我对面的208和210区域几乎和卡车挨着，而我这里的区域则因为高层传送带的阻隔，和车隔了五米左右。所以，我每一个快递都需要比别人丢得更远。我这样的新面孔日结工处在了这个链条的最底层。
烦躁升起，愤怒滋生
弯腰捡拾，扫描，往后抛掷。我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已经多少年没熬夜了啊，更没真正做过这样持续性的重体力劳动，我很快精疲力竭了，但时间又过得如此缓慢。
我开始体会到不同包裹带来的感受和情绪——那种轻重适中的软装包裹是最好的，可以捏着一个角轻松丢出很远。一只手能拿住的纸盒子也不错。大的箱子就比较麻烦了，特别是那些尤其笨重的和尤其巨型的，对于后者，找到条形码都是个问题。
心情一点点沉下去，烦躁升起，仿佛每个包裹都成了敌人。真是什么千奇百怪的包裹都有，从两米多高的梯子，到散装的桂圆(已被压得全是汁液)，到密度大到让我以为是铁块的神秘物体。据他们说，有人还寄了一只活鸡。
我开始担心自己手里的包裹：如果它里面有爆炸物怎么办？如果有腐蚀性物品怎么办？我会不会莫名其妙地牺牲在这里？
我也终于理解他们为何都带着巨大的水壶了。快递分拣真是一项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不断补充水分，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岗位打水，则会造成快递堆积，流水线崩溃。
我很后悔自己没有早对此进行预判：我只带着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只能一趟趟跑向车间门口打水。即使跑得再快，一趟也要三四分钟，因此回到流水线时往往需要面对堆积成山的快递。
这一晚上我喝了七八瓶水，但竟然没有上厕所。全是汗，顺着头发在弯腰和起身间一滴滴甩出去。有的进入眼睛，刺痛。然而无法擦拭，我手上全是灰——在三个多小时的劳动后，手套磨破了，左手大拇指也起了水泡。腰椎开始咯咯地响。包裹越来越沉重，弯腰越来越艰难。
莫名地，我出现了某种愤怒感，但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愤怒对象。我对快递公司愤怒：为何不把利润用在更加智能化的分拣系统升级上，或者至少多雇佣一些分拣工人？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极限地使用日结工的劳动力，工资却是少得可怜。
愤怒还指向了那些寄包裹的人：为何那么奇异的物件要走快递而不走物流？有些在身边市场就能买到的大件物品，为何还要网购？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快递工人在搬着长宽高都超过一米，或者重二三十公斤的箱子时的感受？
最终，愤怒指向了那些包裹，指向了所有的体积和重量。我开始越来越暴力地扔出那些快递，能扔多远扔多远，就这样一件一件地甩出去，看它们划出一道抛物线，然后落到散乱堆积的快递堆上，再滚落在稳定的地方。
那些本来就被前序分拣摧残得够呛的纸箱或塑料套，在我这最后一级分拣中又进一步被摧残，甚至有些快递的包装散开，东西洒落出来。而这样的快递会被捡出来放在一边，最后退回发货地。
接近天亮，时间越来越慢，整个人几乎要昏过去，脚步是飘着的，脑子里在嗡嗡响。以至于真的结束之后，一切都没真实感了，接过一百一十元酬劳，我站在工厂门口，什么都没法想。
回到住处，在极度的疲惫中倒头就睡，睡了一天。晚上去超市，我竟然在葡萄酒的架子前站了好久，想喝酒，想找一瓶勃艮第的霞多丽，结果没有，只有各种长相思。店员过来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到的吗，我想想说没有。讨论产区，讨论口感的区别，冰镇到十度，醒酒，轻轻抿入，让酒流过舌尖，舌侧和舌根——我突然从身体上感到虚伪、厌恶和疲惫。在结账时，我无法弯下腰去从篮子里拿东西，只好把篮子整个提起来。
之后看到快递信息时，我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个从分拣中心发往街道片区的信息背后，就是一位我这样的扫描分拣工人，十有八九是临时工，十有八九和我一样愤怒，把我的快递远远地砸过去。那些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工业品和便利，后面都有着这样愤怒的世界。
尝试一份不同的工作
昏睡整日整夜，而疲累依旧，每一寸肌肉都在疼痛中。次日，我决定继续打工的计划。在离开深圳前的最后一天，我准备尝试不同的工作。
还是清晨五点，一阵阵地下着大雨，人群与中介无悬念地如约而至。有个大嗓门的中介打着黑雨伞，来回走动着吆喝。他招工去惠州的工地，包来回，干九个小时，中间包一餐，薪水一百六。这个报酬算是相对很高的了，但大家都不想去。说是这种太远的工地，工头不一定会像约定地找车把你送回来，而且耽搁在路上的时间太久，算下来就很不划算了。然而中介仍然很有信心甚至带着轻蔑吆喝着：“去不去不去拉倒。下雨找不到工作。”“雨天的工作多了。”人们回应。
的确更多的中介很快出现，加入吆喝的行列。有个中介说要找去凤岗工地做卫生的工作，不需要搬重物，一天干七个小时，一百二。我想了想自己的身体状况，稍微犹豫了一下就递上身份证报名了。“我们这里不需要身份证。”对方说。我被迅速塞上了停在一旁的面包车里。
车上早已有几位工友，拿着安全帽，低头闭目沉默着。我问其中一位这个中介靠不靠谱，他哼了一声说：“什么七个小时，别听他忽悠。”果然，看着一时招不满人，中介开始继续吆喝：“去凤岗搞卫生，四个小时。不用干活，去了就睡觉。”我心里暗想：果然是在忽悠，当我们三和人傻呀。
但还是有如我一样的人陆续上车坐定，而小车很快把我们拉到某个工地门口。车门轰地被拉开了，一个新面孔在外面吼：“一半人下车，到对面坐大巴！”大家似乎都不太情愿，嘴里嘟囔着。看着之前搭话的工友不愿下车，我想下车一定不是啥好事，便假装没听到，还往里蹭了蹭。
最终，靠近门的几位被陆续劝下去了，而我正好处在安全的位置而幸免。车再次启动。之前的工友说，下车坐大巴是去更远的工地，不划算。我们坐在这里去的地方比较近，不是凤岗。果然，没几分钟，小车就开到了南山区的一处接近完工的大楼工地前。
领取了安全帽后，我们进入工地大门。老板娘将我们的名字登记在一张白纸上之后开始分发工具，然后拍照：这是为了给上一级的公司看每天实际参与工作的人数。而后，工头安排两位熟悉的工人在最后一排多举了两顶安全帽，以再冒领两份工资。
我们要干的活比较轻松：将初装修后的建筑垃圾从27楼的工地现场运到1楼倒掉。有的人负责用铲子和扫把打扫装运，而我和另外一位约莫50多岁的工友则被要求负责推手推车运送垃圾。
很快便开始干活。推车上27楼，等别人装车，再拉回1楼倾倒。而电梯有些问题，常常过楼层不停，这么等上一趟差不多得十多分钟。我则乐得清闲，抱手在旁边休息。和流水线或分拣工作相比，这实在是轻松得有点不成样子了，我开始觉得早上忽悠的中介也不完全是骗人。
画地图
和我一同等电梯的是那位同拉小车的大叔，我们很快攀谈起来。他一口东北口音，这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不算鲜见，但却让我觉得亲切。
他说老家是黑龙江七台河的。我一听乐了，说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也是七台河的啊，是朝鲜族。他问我是姓朴还是姓金，我说姓朴。他说那大概率是他们乡的，说那里有两个朝鲜族村，大多姓朴，说他们都喜欢吃狗肉，原来老一辈是朝鲜那边过来的。然后便聊到朝鲜。大爷说，朝鲜那边现在工价低，“朝鲜穷，他们那边的工人一个月才一千块钱。”
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从朝鲜过来的人，他说他们那边不多，辽宁多。说着，他拿起个小棍子，在满是水泥粉尘的地面上给我画地图：“这里是黑龙江，这里是吉林，这里是辽宁，朝鲜接着辽宁。”一个歪歪扭扭的中国和朝鲜半岛就这样出现在了地上。东三省在这个地图里特别大，几乎占到了中国的三分之一。“绕着这里的是俄罗斯，从这边到那边，全是俄国的。”说着，他在地图顶部加了一个大圈。
话题又绕回我们的工作。我好奇这位大叔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要出来打工。他说，他们那边原本都是在当地做煤矿的，但最近几年不好做了。一是很多煤矿都挖空了，二是现在管得比过去严，哪个矿一出事，周围的矿都要停工整改。这样一来就没工可做了，只能来到深圳打工。在工地做，或者做绿化，或其他能找得到的工作。
但还是工地的工作好做，特别是像现在这样不用晒太阳的大楼工地。“我原来干过绿化，不好干，这个季节太热，晒太阳，皮要晒掉的。”
我问他：“一个这样的大楼工地有多长时间？是不是我们都可以随时来打工？”
“至少三四年，就是修地下室麻烦。现在不都要地下室停车嘛，至少修三层，有的五层。上面的容易。都没几个人干。干活的都是长期工，钱多呢，一个月六七千。技术活不会让零时工做，我们就是打些杂活。灌水泥那些都有标准，要培训的。”
日结工的上帝视角
一边说着，我们一边慢悠悠地推着小车一趟趟跑。似乎所有人都懒洋洋，甚至工头自己也没多少积极性。我觉得奇怪，便问：“我们那么慢没人来管吗？谁发钱啊？”
“张老板。”
“那谁给张老板发钱?”
“他跟公司拿钱。”
“慢慢做，我们今天拉了四车了吧？现在十点，等下十点半再往下走，等电梯十五分钟，差不多下来就吃饭了。让拉六车拉了五车，也差不多了。”乐得慢慢拉，我便也懒散了下来。
接近中午的时候，七台河大叔突然问我有没有去过楼顶。我说没有。“要不咱们去楼顶看看？我也没去过。”他提议。“去！” 于是我们就丢下小车，坐电梯去了楼顶。
这栋大楼一共六十层，楼顶风很大。往南看去，可以看到深圳繁华的天际线，再远处是深圳湾的海岸线，以及对岸的九龙半岛。向下望去，则是车水马龙，车辆小如蝼蚁，使得这样的上帝视角不再真实。而当我在使用“上帝视角”的时候，我实际指代的是两个建筑工人——准确地说，是地位最低的工地日结杂工。
我们在这里吹着风，看着这个与我们有关又无关的城市之熙攘。七台河大叔指着远处对我说：“你看那边，那栋楼是深圳最高的楼，说是全国第一高，世界第三高，好像有一百多层……那边那栋叫玉米楼，你看像不像个玉米棒子？又说是子弹楼，是个地标。”
他抽了一根烟，又站在楼边上，拉开裤子往下撒了一泡尿，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加入。沉默了一会儿，我们重新走向电梯。
他们攥着两块零钱，我拿着公交卡
下午，为了完成工作量，我们明显地加速了，却也的确不累。时间便在如此的做做停停中度过了。这一天，我往楼下运了二十多车垃圾，身上也沾满了粉尘和垃圾的酸臭味。
下工后，工头雇来的司机并没有把我们直接送回三和，而是送到了龙华区另一个村子，那是工头住的地方，我们要在那里和老板娘结算当日工钱。老板娘姗姗来迟，当我们拿到工钱时天已黑透。走在街上，我们如隐形人般。
衣着光鲜的市民笑着、沉默着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似乎彼此并不共享着同一个世界。
回三和需要再乘公交，九个站。他们每人攥着两块钱的零钱，而我则拿着一张公交卡。等车时，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广东的各个类似三和的打工聚集点，比如广州的东区和东莞的人才市场。他们比较了各处的房屋租金，感叹在东莞能租到一百块一个月的房子。
其中两位工友拉着我，说看你说话，学历一定比我们高。有什么事别想不开，别在三和长呆，这里没有希望。你做了日结也看到了，和外面听说的不同，中介会坑你。你在别处能有机会，而这里是坑，会陷进去。
我非常难过，又无法直接说明我的真实动机，只好听着他们一直安慰我。他们约我明天再一起去工地，我推脱太累，不想动了。他们又改问后天要不要一起，我只好说，我准备回一趟老家。“回老家好，这里不能呆下去。”耳边一直回响着那句话：“这里没有希望”。
车来了，随着我们的上车，人们纷纷掩鼻让座，我们便这样自动地占据了最后几排座位围成的一整个空间。
我们一路聊着政府准备改造三和附近城中村的传闻，说是被某著名房地产商承包了，要改造提升，变成廉租公寓租出去，而租金则差不多变成了每月两千元以上。这个价格显然不再与日结工有关。大家继续讨论，说如果没有了三和，他们这些做散工的人还能往哪里去。或许是东莞，或许是珠三角其他更远的地方。
是啊，还能往哪里去。
x 撰文 / 摄影 | 杜立安
x 编辑 | 周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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